苦尋16年后，廖銀超的父母終于找到了他。16年前，廖銀超在自己就讀的四川某醫科大學未拿到畢業證，一氣之下前往廣東等地，隱姓埋名，打工流浪。為了尋找廖銀超，母親精神出現問題，父親也想過自殺。廖銀超的故事并非孤例。據志愿組織“讓愛回家”統計，僅2019年一年，經其幫助的流浪人員中就有46名大學生流浪者。

“醫科大學生16年流浪街頭”看到這條新聞標題后，不免令人唏噓。根據《2000年中國教育發展報告》顯示，彼時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僅為12.5%，高等教育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僅為4.95%。毫無疑問，那個時代大學生應該是當之無愧的“天之驕子”。廖銀超的個人經歷固然有其特殊之處，比如家境貧寒、個人又身患重疾，這是客觀環境對其個人發展產生的不利影響，但是根據該志愿組織統計，在其幫助的4000多名流浪人員中，其中救助的流浪大學生不在少數。從該組織給出的數據中，不難照見，大學生淪為流浪漢的背后其實存在著更加深層次的原因。

首先，原生家庭的經濟困境或者不幸遭遇造成的生存壓力。根據“讓愛回家”公益尋親網創始人張世偉在采訪中講述的個案來看，被救助的大學生流浪群體中其原生家庭多是農村背景，因在校期間成績不理想導致不能按時畢業，默默離開校園走向社會。但是四年的校園生活造成他們與社會脫節，一方面求職屢屢碰壁、事業不順;另一方面，農村出身的大學生普遍背負著父輩或長輩們對于他們脫離“農門”的期待，把改善家庭經濟困境和提升生活質量寄托于他們身上，當他們無法順利完成學業，抑或畢業后無法找到一個更好的出路，往往受到打擊，一蹶不振，甚至自暴自棄，最終迫于生計走上流浪道路。

其次，暴露出當前高校教育中重學生的知識教育，輕生存教育。根據報道中提及的個案來看，一些大學生流浪者在接受救助初期對工作人員的幫助非常排斥，不敢面對親人，不敢正視現實生活。這一點并不難理解，從心理層面出發，他們很難接受從一個大學生到流浪漢的身份認知落差。我們應當反思當前的教育，在校期間是不是過于看重對學生知識能力的考察，而忽視了對學生生活教育甚至生存教育的關心。分數高，就能代表其畢業后能夠具有很強的社會生存能力嗎?畢業后就能適應快節奏、高速度的社會發展嗎?從這些流浪的大學生中看，并非如此。

最后，回歸到家庭層面中來，家庭是一個避風港，家庭教育對個人發展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。現實情況是，很多農村家庭對于大學生有種偏離實際的幻想，認為考上大學就算吃上體制飯，捧到金飯碗。筆者也是農村出身，親耳聽到過一些農村父母這樣對孩子講，“考上大學就輕松了”“某某家孩子大學畢業包分配工作，月入好幾萬”……一些農村家長驅動供孩子上學的功利性目的十分強，家長重考試成績，輕生活教育和生存教育，把考大學與經濟利益過度捆綁，導致壓力層層傳導到這些農村大學生身上。

于個人而言，也應該悅納普通的人生，理想深處，我們可以追求卓越與不凡，但不可強求。生活應當直面現實，需要承認，這個社會上多數人都是平凡人，家庭教育、學校教育都應該重視對大學生的生活和生存教育，對成功的沖動和成名的想象抱持一種平常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