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這個“光桿司令”依然沒有像南京理工大學的大多數(shù)社團一樣在最熱鬧的三號路上設(shè)點招新。

    文學社招新的冷清，就算不試栗祁然也心知肚明。他更愿意通過朋友的口口相傳和人氣論壇上發(fā)帖子，慢慢吸收社員。一來避免了招新時門庭冷落的尷尬，二來這樣也更容易吸納真心喜歡文學的社員。

    慢慢吸納的結(jié)果，是相對穩(wěn)定的20多人的規(guī)模。“還算過得去吧，現(xiàn)在都不景氣。”

    這個“不景氣”的背后，是曾經(jīng)叱咤風云的高校文學及文學社團大多“門庭冷落”的無奈。而這種無奈，可以在那些司空見慣的征文比賽中窺見一些端倪。

    承辦了校團委有關(guān)“改革開放三十年”的征文比賽后，栗祁然絞盡腦汁，想了一個相對詩意的主題：我們的幸福哪里來。之后是很傳統(tǒng)卻很賣力的宣傳：20多張精心設(shè)計的大海報、幾百份“花枝招展”的傳單，還有主干道上總是被風吹得鼓鼓的大橫幅。

    然而，在這個近3萬人的學校，文學社最終收到的全部參賽稿件僅有26篇。其中，有明顯“ctrl＋c／ctrl＋v”痕跡或者“假大空”風格的，占了22篇。本來還設(shè)置了一二三等獎，最后只好在剩下的4篇里選了3篇，算是獲了獎，但顯然不好再分出個“一二三等”了。

    “有了感觸才有靈感，但對大多數(shù)人而言，對改革開放的直觀感觸肯定沒有對失戀的感觸多。”這是栗祁然對這次活動“凄凄然”結(jié)局的原因分析。

    他曾希望“通過秋韻文學社使南理工的學生更熱愛文學”。這是他大一時的想法。

    兩年過去了，栗祁然對文學社的定位半無奈半自然地變成了“讓真正合得來的人聚在一起的平臺”。

    文學社沒有例會，因為日常要處理的事情實在不多。少了文山會海是件好事，可是也少了見面交流的機會，因此，為了這個平臺的維系，栗祁然也花了不少心思。

    比如小小地“附庸風雅”一回，學《蘭亭集》，拎三個大暖壺、一包茶葉和一袋一次性杯子，爬到紫金山上“品茶作詩”，大家在一起“損一損”，起起哄，一整天下來，倒也酣暢淋漓。

    再比如專門學做電子雜志，精心地將社員們寫的文章做出個“聲色俱佳”的電子集，再發(fā)送給每一個社員，算作是對大家寫作熱情的肯定和補償。

    不過，栗祁然覺得還是要做自己的社刊。

    其實文學社在創(chuàng)立伊始就已經(jīng)有做社刊的想法，并初定為季刊，以春夏秋冬命名。但出了一本《春韻》之后，迫于經(jīng)費和稿源這兩大主要問題，夏、秋、冬韻再也沒有了下文。

    “有校團委支持的話，一切就好辦了。可是全校畢竟有好幾十個社團，也不可能個個都重視，要做好還是要看自己。”這方面，栗祁然無奈，但并沒有過多抱怨。

    “最近在想能不能把文學社辦成俱樂部的形式，會員繳納一定費用，我們來提供信息和服務(wù)，比如投稿渠道等，不過這只是個初步想法。”栗祁然知道，看目前的狀況，這一設(shè)想實施起來很難，但這樣做的好處是“一旦人氣能夠聚起來，就有經(jīng)費出雜志了”。

    但栗祁然并不認為“人氣”低落是因為這個學校的理工科定位屏蔽掉了那些有利于“人氣”聚積的文學愛好者。

    事實上，秋韻文學社的創(chuàng)始人余瀟，在社員們眼中是一個狂熱型的文學愛好者和才子級人物。他曾是中國作家協(xié)會會員、解放日報社特約記者，還多次在國家級文學作品大賽中獲獎，出版過散文集、小說集，其中《十八歲的夢》后來還改編成了一度熱播的電視劇《十八歲的天空》。

    另外一個曾為《春韻》供稿的大四生陳敏，寫的多篇教育和足球評論被《南方都市報》采用。幾年前寫的《理工大風流往事》一書更是風流一時，至今仍被理工大人傳為佳話。

    而這個“通信工程”專業(yè)的文學社長，自己在中學時代就已經(jīng)讀完了家里1000多本書，并以語文140分、高考作文滿分的成績考進了南理工。

    可見，“冷清”并非因為理工科院校缺乏“氛圍”，栗祁然覺得，最缺乏的是熱情。

    撇開文學社不說，校辯論協(xié)會也曾牽頭組織過南大、東大、南師等南京八校的聯(lián)合辯論賽，其中很多辯手都是參加過大型比賽的，在栗祁然看來，這次活動無論是宣傳還是參賽水平都算很不錯了，可是真正打起比賽來，觀眾依然很少。

    栗祁然不明白，“大部分的學生”到底喜歡什么，“也許舉辦個DOTA（一種網(wǎng)絡(luò)游戲——編者注）大賽才能有更多的人響應？”

    栗祁然嘆了口氣：“以前說文學社是‘自娛自樂’還有點自我解嘲的味道，現(xiàn)在看來，好像真的只能自娛自樂了……”（王妍妍）